文/沧溟道人（明清史研究原创团队）

明朝历经十六个皇帝，一共用了十七个年号。历史上“一个皇帝只用一个年号”的不成文规定，是从明朝开始的，并被清朝沿用下来。也因此，从明朝开始，才出现了用年号来称呼皇帝的习惯。一个皇帝只用一个年号，当然要慎重思考，可是偏偏是明朝，在年号方面，时常出现纰漏，令人哭笑不得。

“洪武”与“建文”这两个年号，是对应关系，倒是没啥问题。朱元璋是开国之祖，白手起家打下偌大基业，于定鼎之初，用“洪武”二字，宣扬自己的功绩，是恰如其分。而继任者朱允炆，本身也号称“柔仁之主”，况且有了“武功”，就应该有“文治”，休养生息，安抚百姓，那么，用“建文”作为年号也很合理。

不过，事情到了篡位者朱棣这里，就出了点小问题。

众所周知，朱棣的年号是“永乐”，这个年号实际上并不是朱棣首创，而是一个“二手年号”，之前已经有人用过。那么在朱棣之前用过“永乐”的是谁呢？——正是在《水浒传》后半部里作为主要反派出现的方腊，这个方腊，乃是大宋朝的著名反贼啊！

朱棣自己是造反起家，用了另一个反贼的年号，真是相映成趣，明朝就有人闹不明白了，朱棣为什么要用一个二手年号呢？有人解释说，一来，当时朱棣急着正位，比较仓促，所以来不及仔细推敲年号；二来，这个年号是朱棣自己定的，他自己文化水平不高，当然不会想到这是个二手年号，大臣们又不敢劝，于是闹出一个尴尬局面。

无独有偶，明朝的“二手年号”，还不止“永乐”一个。明武宗朱厚照所用的年号“正德”，事实上也是早就被人用过的。

“正德”二字，出自《尚书·大禹谟》中的一句“正德、利用、厚生、惟和”，顾名思义，就是要端正品德的意思。选这个年号的人，是当时的内阁首辅大学士刘健，朱厚照是出了名的“顽童天子”，刘健从四书五经中选出这么两个字，其实也隐含着规劝朱厚照的意思。然而这个年号刚一颁布，就在朝廷中炸开了锅，饱读诗书的大臣们，一下子就发现了问题所在：这个“正德”年号，是西夏小朝廷用过的！西夏不过是偏居一隅的小政权，与“正统皇朝”北宋常有纠纷，堂堂大明，怎么能用一个小朝廷的年号呢？可是木已成舟，年号都昭告天下了，这时候再改也来不及，于是，大臣们只好接受了又一个二手年号。

按说刘健也是进士出身，怎么会犯这种低级错误？没办法，这个倔老头与旁人不一样，在他心里，只有四书五经才是正经书籍，其他什么诗文史籍，统统不需要看！他有一句经典名言是这样的：“后生辈才得科第，却去学做诗。做诗何用？李、杜也只是两个醉汉。撇下许多好人不学，却去学醉汉！”他老人家，竟然把李白、杜甫两位大文豪看作两个醉汉，这种心态，当然不会研究研究历史上年号重复的事儿。

（刘健画像）

年号虽然没法改了，可大臣们对这件事的始作俑者刘健却不肯放过。于是，第二年的科举考试时，大臣马文升专门出了一个题目：“宰相须用读书人”，嘲讽刘健是个不学无术之徒。刘健自知理亏，也不好意思多说什么。

朱厚照的继任者明世宗朱厚熜，他在取年号时，也闹出了一点小风波。内阁为朱厚熜选定了年号“绍治”，朱厚熜一看就不乐意了。这个“绍”乃是继承的意思，所谓“绍治”，当然是指朱厚熜应该继承他的伯父：弘治皇帝朱祐樘。当时内阁正逼着朱厚熜改认朱祐樘为父亲，现在连年号也体现出了这个意思，朱厚熜当然大为恼火。于是，他拒绝了“绍治”年号，同时拟定了新年号“嘉靖”，以表明自己绝对不想做朱佑樘的儿子。之后的嘉靖皇帝，为了认亲爹，把那些逼着自己认朱祐樘当爹的大臣全打了屁股，他对大臣的抵触心理，其实早在选年号时，就已经见出端倪了。

明英宗朱祁镇的第二个年号“天顺”，也非常奇特。因为在景泰年间，曾有一伙反贼在苗人聚居区造反，为首的反贼李珍，就自号皇帝，大封群臣，定年号为“天顺”，召集两万人马。这伙草台班子，很快就被官军消灭，可没想到，几个月之后夺门之变发生，朱祁镇复辟成功，定下的新年号，居然也是“天顺”！大明朝与反贼共用年号的事儿，竟然又一次发生了。

明朝皇帝用了这么多二手年号，唯有一个“万历”年号，是没有重复而且“最新而确”的。说到这里，有一个民间传说，正与万历有关。说的是朱元璋当年曾经问刘伯温，大明朝能延续多久，刘伯温回答道：“万子万孙层叠层。”朱元璋听到“万子万孙”四个字，大为满意。

殊不知，明朝的最后一个皇帝崇祯朱由检，正是万历皇帝的孙子，而南明小朝廷的最后一位帝王朱由榔，论辈分，也是万历皇帝的孙辈，大明朝的消亡，竟然真的应在“万子万孙”这四个字上头了。

参考资料：万历野获编、明朝小史、尧山堂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