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建强

1

读罢张石先生的新著《川端康成与中国易学》，开始想对我们并不陌生的川端康成做点再思考。这位2岁死了父亲，3岁死了母亲，6岁死了祖母，10岁死了姐姐，14岁死了祖父的大文豪，一辈子还是没能穿过死的隧道，最后还是用自杀走向“临终之眼”。如果说“无言的死，就是无限的活”这句话为真，那么一个简单的设问是：无限的活，为什么一定是无言死的结局呢？显然这是川端康成的诡异之处。他在1926年发表《伊豆舞女》。再过10年就是100年了。快100年的作品，今天读来恍如昨日。山峦依旧重叠，森林依旧原始，幽谷依旧深邃。被雨水冲过的秋夜，依旧银亮银亮，层层雾霭。而白里透红的舞女们，依旧给人“这孩子有恋情”的如烟似霞。人们在惊叹之余，感慨的是这块风土有一股神秘的耐久力，感慨的是这块风土上的人有一股难以变异的唯美情愫。

看来这就是川端康成的魔力了。多少年前我们读他的作品，只是被他的懒散和暧昧所迷惑。只知道他的懒散指向的是日式灵魂，只知道他的暧昧指向的是日式精神。但当读完张石的新著，再去读读过的川端作品，就会发现他的作品其实贯穿了这样一个设问：精神的放荡是罪恶吗？如果是罪恶，那岂不承认有精神罪？与思想家们的思想罪同格，岂不是我们所熟悉的专制通路？如果不是罪恶，那么人对精神的放荡又为何如此地惧怕，如此地不安，如此地有大祸临头之感呢？人类理智与精神放荡，绝对精神与精神放荡，为什么又为文学家们所热衷呢？

毫无疑问，川端康成的小说就是精神放荡的杰作。《山音》是精神放荡的产物，《睡美人》是精神放荡的产物，甚至连《千只鹤》也是精神放荡的产物。那么精神放荡是罪恶吗？也就是说作品主人公们都是罪人吗？显然不是。如果是罪人，如果我们死去的父辈身上有了罪恶，那么为此殉葬的又是谁？川端说自己经常躺在枯草上凝望着竹林。竹林用寂寞，体贴，纤细的感情眷恋着阳光，使自己坠入无我的境地。笔者以为，这就是情的激荡之处，这就是思的浸润之处。

2

客栈的女人叮嘱江口老人说：“请不要恶作剧，也不要把手指伸进昏睡的姑娘嘴里。”

这是小说《睡美人》开首句。

其实这是一句非常有意味的隐语：老人在青春胴体上的狂欢，不应该包括情事。

步入晚年的川端康成，在1963年写了一位67岁的老人来到一个供养女孩的客栈，与服下安眠药长睡不醒的美少女，裸睡了五夜的故事。不久行将就木的老人，对青春胴体还有反应，对少女体香还有嗅觉。甚至对情事还想入非非。还有什么比这如此清醒地走向死亡更令人动容的故事吗？

还不到20岁的青春肉体，使江口老人倒抽了一口气。他觉得自己的另一颗心脏仿佛在振翅欲飞。江口一边握住熟睡姑娘的手，一边撩拨她的秀发，让她的耳朵露了出来。皮肤洁白。脖颈和肩膀也很娇嫩。没有女人圆圆的鼓起的胸脯。江口虽然明知姑娘就是为了让人看才被人弄得昏睡不醒的，但他还是用被子盖上姑娘那显露的肩膀，然后闭上了眼睛。在飘逸着的姑娘的芳香中，一股婴儿的气味蓦地扑鼻而来。这是吃奶婴儿的乳臭味，当然更是鲜活的生命之味。

自己身旁的姑娘是偶人？但是没有听说有活着的偶人呀。因而这位姑娘不可能变成活着的偶人。是不是有这么一种可能，为了使已经不是男性的老人不感到羞耻而被制作成活着的玩具。“不，不是玩具。对这样的一些老人来说，也许那就是生命本身。也许那就是可以放心地去触摸的生命。”以前，江口老人只知道吟诵这样一首歌：黑夜给我准备的，是蟾蜍、黑犬和溺死者。但这回的黑夜给他准备的是胴体、红颜和青春。他有受宠若惊之感，更有感恩之情。有这么一位青春胴体敞亮在垂死老人面前，这尊青春胴体不就是女神之胴体吗？不就是佛身之塑像吗？一位垂死的老人能近距离观察和触摸女神之胴体、佛身之塑像，他除了惊恐和感恩还能表现什么呢？

所以小说写江口很想把姑娘细长的手指放进嘴里咬一咬。如果让小指头留下齿痕，并渗出血来，那么姑娘明天醒来会怎么想呢？在与女孩睡觉的日子里，江口没有性侵她们。当然或许也无法完成性侵。但是他也没有性虐。而性虐是与性能力无关的。江口让自己昏昏入睡，就是怕“男人的嘴唇可以使女人身体的几乎所有部位出血”。这句话，还是以前一位艺妓教给他的。江口之所以没有陷入恶魔般丑陋的动粗，那是因为熟睡不醒的姑娘，其睡姿着实太美的缘故。其实情色并不都表现为交欢，有时情色也可表现为一种无邪念无欲望无冲动，表现为一种虔诚，一种敬畏，一种温存。这就是日本自古以来“好色”所张扬的精神内涵。

性功能丧失了。但还有性感觉。仅仅抚摸女性的肌肤，就有快感。面对图腾似的少女裸体，衰老与青春、死亡与活力、颓废与纯洁、悲凉与热情，永远是情色世界不衰的主题。

男人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以一种衰老的方式，死在一个浑身赤裸并且毫无知觉的10多岁的处女身边。这究竟是荒诞还是幸福？《睡美人》写作于1960年。评论家涉泽龙彦说过，这部小说基本上是可以说是玩弄少女的“尸奸物语”。但全然没有西方意义上的恶（善恶二元的恶）。12年之后，即1972年的某一天，川端康成在自己卧室含煤气管自杀。一贯对少女有嗜好之心的川端，可能也像江口老人一样，一夜春宵，不举。只有快点死去才能完成对少女裸体的救赎。

应该说，川端康成的这部小说是惊世骇俗的。他将青春与老人，将生与死放置在了一个罪恶的临刑场，然后用看似罪恶的精神，放荡地透过窗口，眺望大海，但见岸边的斑斓微波迎着朝日闪闪发光。或者在动粗之前，雄性精神被真正少女的象征精神阻挡住了，抑制住了。这就如同1809年黑格尔在耶拿大学惊叫“我看见拿破仑了”的瞬间，世界精神用骑马的方式放荡了一下。以前，笔者一直不明白川端康成这个惊世骇俗的源头来自何方，但在看了张石新著在第五章第一节中论述川端康成与一休的关系，使我顿然明朗川端的源头在一休。从“睡美人”不就像身佛一样的设问，到可怜的老人似乎又被宽恕的欣喜，张石说这令人想起一休的汉诗：

盲森夜夜伴吟身，被底鸳鸯私语新。

新约慈尊三会晓，本居古佛万般春。

“如此将佛和女人及性的交涉重叠在一起加以表现，在日本和尚中一休是最极端的存在。”（第181页）这也就是说将少女之身与佛身相融，在一个极端相对的对象中创造出“绝对的同一性”，在日本是从一休开始的。这既是人生难题也是宗教难题。而无论一休还是川端，他们要克服的就是在生涯中所体验到的“痛苦的爱的单向通行的感觉”。（第195页）这里，令我们的好奇是一休的这个宗教感觉又是从哪里来的呢？据作者说这又与“中国的禅宗，特别是狂禅有着深刻的渊源关系”。（第199页）女孩的纯真正是老人们老丑的象征。躺在身边的睡美人还是个处女，这与其说是老人们的自重与守约，还不如说是他们凄惨地衰落下去的标志。但衰落中的精神放荡，就其本质而言却是“严峻深邃的禅的宗教问题”。

3

川端康成到了晚年对生命的老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无疑，这是他思想的一个高度和亮点。如果没有这个高度与亮点，我们今天的谈资也只能局限在《雪国》和《伊豆舞女》。幸好川端对这个问题的关注，使得我们今天还能谈论在青春胴体上的狂欢，到底是拯救了老人还是拯救了少女，还能谈论翁媳关系是如何从禁忌走向一个无心的高度的。这与“佛界易入，魔界难入”有关。如果说佛界就是真善美的彼岸之门，那么魔界就是假恶丑的地狱之门。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中的人性，究竟是佛界的还是魔界的？究竟是涅槃的还是鬼魅的？艺术要拯救的对象，老丑要救赎的对象，在很大程度上是否与魔界有关？

什么叫老朽？川端康成在1954年出版单行本的《山音》这部小说里，主人公信吾无论是梦见儿媳菊子也好，还是梦见儿子修一朋友的妹妹也好，在淫靡的梦中有淫心却没有淫举。信吾意识到这大概是比奸淫更为丑恶之举。大概这就是所谓的老朽吧。老人都是这样吗？人老即翁。翁即善？这个善是否就是入魔界了或者就是魔界之人了？信吾有时也在骂自己无能无用，责问自己就是在现实中真正爱上了菊子又如何？为什么连做梦都害怕？但是信吾的脑海里浮现了俳人芜村的句子：老身忘恋泪纵横。为什么“泪纵横”呢？是情思的衰萎还是入界的浑然不知？院子里的虫鸣声，高高低低，长长短短。信吾能分辨出这鸣声不是金铃子，也不是金琵琶，都是些不知名的虫在鸣叫。信吾感到自己就像虫一样，“被迫躺在黝黑而潮湿的泥土中”。

62岁的信吾迷恋儿媳的美。菊子从下巴到脖颈的线条美，使得信吾得出这样的结论：“这是一代无法产生的美，大概是经过好几代的血统才能产生的美吧。”他不由得感伤起来，感觉自己的个体生命无法逾越几代。而菊子在电话里的声音犹如少女的悦耳，使信吾又有一股暖流渗进了心胸。问题是菊子。当她察觉自己的公公从后边盯视着她，便倏地将双手举到头上，将凌乱的头发束了起来。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表露的是女人本能的受动之美。这就像神社的大银杏还未抽芽。可是，不知为什么在晨光中，总能嗅到一股嫩叶的芳香。

吐血了。这是突然有一天的事。但信吾马上联想到自己是否快要死了？这时传来阵阵山音。像远方的风声，地鸣般地低吟着。带来恐惧是无疑的。而摆脱死亡的恐惧，最有力的内向手段是什么？从川端康成的《山音》来看就是唤醒人体内的性的张力。简言之就是回春。但回春有道德之恋和背德之恋之分。《山音》所强调的是背德之恋，这就比道德之恋更有威猛之力。因为背德是内心搏斗和厮杀的结果，故更能体现人的本真。小说中，菊子流产了，这使得信吾潜意识中伸向无限生命的欲望被切断了。因此他哀伤，对生命投胎转生而停滞的哀伤。而儿子修一的情人娟子则怀孕了。信吾则是表面的劝阻暗地里的慰藉：就是自己死了，还有未曾谋面的孙子存在。因此他欣喜，对生命流转不息的欣喜。

对此张石在《川端康成与中国易学》中指出，将山的风声视为不祥的预兆这种说法，也是最早见于《易经》。《易经 蛊》曰：“象曰：山下有风，蛊。”“信吾听到这声音（指山音）还是在初秋的8月10日的夜里，这就不能不使人想到川端康成在这里借用《易经》之说。”（第215页）张石对此分析道：老人所面对的是生命的断绝——无时间的死，而性所展开的，是以生命的继续为特征的时间的无限的延续。老人如果以同样的老人为对象追求性的拯救，生命的相继则难以实现。可是，如果老人向年轻的生命寻求性的拯救，则可能使老人衰老的生命在年轻的生命中放出余晖，展开通往无限的生命的时间。《易经 大过》根据这种生命现象的存在方式，提出了可以说是生命哲学的“枯杨生稊，老夫得女妻，无不利”的观点。这里的“女妻”是少幼之妻，“枯杨生稊”是干枯的杨树根部抽出新芽，枯木再生的意思。在张石看来，川端康成《山音》小说的整个立意和框架就是来自于《易经》的“枯杨生稊”。这一揭示显然是有新意的。这个新意就是为我们做了个解惑：为什么川端康成既是本土的也是东洋的，既是唯美的也是物哀的，就在于他无限接近了中国易学，无限接近了中国易学中的“整体精神——无心”。这样小说中的信吾就从“弗洛伊德的个体无意识到达了东方文化的神髓宇宙无意识。（第261页）当然与其说是信吾达到了这个高度还不如说是川端康成自己达到了这个高度。因此他的小说虽然写的是背德，但并不色情；虽然挑战的是人伦，但并不惊涛骇浪。

4

《千只鹤》我们并不陌生。

《千只鹤》写唯有女人恩泽才能宽恕极恶的罪人。“在熟睡的雪子身边，菊治感受到一种甜美而温馨的赦免。”片刻间忘却了罪孽，片刻间得到了安然。菊治的父亲有栗本近子和太田夫人二位情人。而菊治的父亲死后，太田夫人又情移于他的儿子菊治。菊治也接受了这个爱。而太田夫人死后，菊治极度思念她，又爱上了她的女儿文子。而最后，菊治又与近子介绍的雪子相好。虽是同房，但不做接吻之外的任何情事。

这里读者你是否发现这样一个问题：是道德让菊治的父亲、太田夫人和文子相继死去。这样做显然是为了不再持续罪孽。这表明川端还是个道德至上者，还是个人文情怀者。但是也做过菊治父亲情人的近子，这位乳房上先天有个大黑痣的近子，却借着佛像化身的雪子打压文子，最后潇洒地活在这个世上的是她。这样看仅仅是近子成了道德的逍遥者。死的救赎在近子身上失效。这也表明罪孽这个东西，在川端那里具有不确定性。而雪子模糊与抽象的美，则是想表明女人的恩泽。

小说中，太田夫人比菊治年长20岁。但他与她却享受着来自“夫人经验”的那份愉悦。菊治并不胆怯，也不觉得自己是个经验肤浅的度生者。在每次情事完毕后，不知为什么菊治总觉得有一种厌恶感。但是在理应最可憎的时候，却又觉得甜美而安详。这就是背德的双重体验：有罪感，但更有甜美。在《千只鹤》的续篇《波千鸟》中，菊治和雪子已经结婚。这显然是期待人能够克服过去的罪孽。虽然还是被我们看出了媚俗的梦幻之痕迹，但当看到雪子那双“已经被冬天的水浸泡出粗糙之痕”的手时，则又强烈地表明任何的美与任何的观念都抵挡不过岁月。岁月并不包容任何的美与任何的观念。因为任何的美与任何的观念都是人将当下情感对象化的一个幻觉而已。那么还有比这更哀婉更物哀的吗？虽然颂花，但实际上并不觉得它是花；尽管咏月，但实际上不认为它是那轮月。川端康成说这就是日本或东洋式的虚空或无。人终将老去。任何的凄美也终将过去。那么，川端康成问：这其中是否有死的哀婉和生的物哀？

川端康成喜欢王维“日落江湖白，潮来天地青”的诗句。但他又说当我喝着鳍酒，脑海里则浮现出杜甫的诗句：“明年此会知谁健，醉把茱萸仔细看。”有谁知道明年还能健康地活着？边喝着醉酒边端详这小小的红色茱萸。川端说近代的孤独感就这样步步逼近而来。死就是拒绝一切的理解。所以在川端的小说里，我们看不到冤仇，看不到报复，看不到怨恨。有的只是哀伤。张石对此释义说：“他承受着哀伤，玩味着哀伤，但不去探求哀伤的原因，而只把它看作一种无常，一种宿命，一种美。”（第12页）因此川端也曾如此激言，作家应该是“无赖放浪之徒”，如果不敢写背德作品，“小说家只好死去”。但问题在于，川端在强调生命永远悖于人伦的归宿同时，并没有向生殖器抛去媚眼。这就是无人可及的老道之处了。

川端康成时常回忆这样的一幕：小时候被赶出家门的老保姆，在我家的篱笆墙外长久地徘徊，叫着“少爷”“少爷”。那呼唤少爷的声音至今无法让我忘怀。川端说，这仅是小例，但这种情谊与恩惠已经深深地浸透了我的身体，伴随我整个的人生。可以说川端一辈子都活在自我一元的世界里，万物如一，自他如一。这里的“如一”就是如何既是道德的也是生活的，如何既是人伦的也是现实的。所谓的“山音”不就是背德坟场吹来的山音与情念场吹来的山音这两种声音吗？人至垂暮，体验这看似极端的撞击，不就是一种趋同的“如一”吗？规范与趋乐，超我与本我，如果能在“天之邪恋”中达到“如一”，就是张石所精准概括的“哀”与“不哀”之凄美文学，“易”与“不易”之神秘宇宙了。看来有思考力的张石，还是率先走出了川端学研究的一条新路。

（《川端康成与中国易学》张石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5月出版）